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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笑瑩（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

中國古典詩歌自誕生之日起就與音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先秦時詩樂舞合一，此后雖詩樂逐步分離，各自獨立，但音樂對詩歌的影響一直存在。故研究中國古典詩歌，音樂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趙敏俐先生所言，從音樂與詩歌關系角度進行研究，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藝術本質的問題，“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趙敏俐：《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形式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5期）。唐代音樂與詩歌均很輝煌，關聯更是密切，學界向來不乏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任半塘《唐聲詩》、王小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等，但大都限于唐代入樂歌詩的研究，未推及詩歌的整體考察。

揚州大學柏紅秀教授多年來在音樂文化與唐代詩歌研究領域辛勤耕耘，相繼出版《唐代宮廷音樂文藝研究》《音樂文化與唐代詩歌研究》《音樂文化與盛唐詩歌研究》，其新作《音樂雅俗流變與中唐詩歌創作研究》已是她在這方面研究出版的第四部著作。該書從音樂雅俗流變的新視角來考察中唐詩歌創作，用點線結合之手筆勾勒出唐代音樂雅俗流變的整體態勢以及對中唐詩歌的影響，既有宏觀論述又有微觀研究，體現出強烈的文化史與文學史意識，是對當前中唐詩歌研究的新突破。

該書共分九章，前三章是對唐前直至中唐雅樂與俗樂的梳理，重點探討雅樂的建制過程與俗樂發展繁榮的表現與原因。第四章與第五章由音樂雅俗流變對標中唐宴樂之風，進而論述對中唐詩歌創作的影響。這兩章在全書結構中十分重要，既起到承上啟下的聯結作用，又是全書總結性綱領性內容，可謂全書樞紐。其中第四章清晰梳理了中唐音樂雅俗流變的過程，并進一步分析了中唐宴樂之風興盛原因及俗樂繁榮的表現。俗樂的繁榮引起宴樂之風的興盛，從而為下文的闡述做好鋪墊。第五章從多個側面對宴樂之風與中唐詩歌創作進行論述，指出中唐創作主體的改變：“當中唐詩歌創作主體——士人階層的隊伍以及參與詩歌創作的方式發生顯著變化以后，自然也就帶動了詩歌創作內容的變化。”由此搭建起音樂文化與詩歌創作之間的橋梁，成為全書章節內容的過渡。第六章至第九章結合文本，對不同類型的中唐詩歌進行細讀，分析中唐宴樂之風對這些詩歌的創作之影響。所涉詩歌廣泛，分類細致，相關詩歌既有入樂詩歌也有徒詩，可謂對中唐涉樂類詩歌的全面考察。

柏教授選擇從音樂文化特別是其中的雅俗流變來對中唐詩歌作整體考察，無論選題還是研究方法都是一種創新。眾所周知，中唐詩歌嬗變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古典詩歌基本體式和表現方法的成熟與定型均完成于此時，同時一些新的法門也由此開啟。對此很多學者有過論述，如明末清初的馮班《鈍吟雜錄》云：“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清人葉燮《百家唐詩序》更是高度肯定了中唐詩歌的地位，認為中唐之“中”是“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近人陳衍也有詩歌的“三元論”，所謂“三元”即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開元、元和更是唐宋詩分野的中樞。（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今海內外學者對中唐詩歌不乏斷代研究，如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吳相洲《中唐詩文新變》、蔣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詩歌史意義》、川合康三《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等著作均從不同角度聚焦中唐詩歌的新變。也有一些成果從文化思想角度切入，如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劉航《中唐詩歌嬗變的民俗觀照》以及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等。但從“音樂文化”這一視角切入的整體性研究成果尚未出現。鑒于中唐在唐代文學以及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對于這一時期音樂與詩歌關系進行探討，可以為中國古代詩樂關系及文學本質的考察提供新的視角。

該書將宏觀論述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書的前五章主要以宏觀論述為主，涉及音樂文化史與唐代文學史相關內容。后面章節則為微觀研究，涉及樂器、樂舞詩的分類、樂曲與樂歌的傳唱、樂人的形象塑造等內容。微觀研究以文本細讀為主，其間也貫穿著文學史的宏觀視野，在與前代同類詩歌對比中指出中唐詩歌的發展狀況。此外，該書文獻資料極為豐富，體現出柏教授對任半塘先生“竭澤而漁”學術精神的傳承。

總之，《音樂雅俗流變與中唐詩歌創作研究》作為一部深入融合音樂與文學的力作，主題十分鮮明，通過對音樂文化與中唐詩歌互動關系的翔實考察，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古代詩樂關系的認知，啟發我們思索中國古代詩歌的本質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具有突出的學術價值。

《音樂雅俗流變與中唐詩歌創作研究》?柏紅秀?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11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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