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理解了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我覺得才真正理解了企業家精神是什么。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周春林

【資料圖】

很少有學者像張維迎一樣旗幟鮮明地表達對主流經濟學的否定。在他2022年出版的《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一書里，也有類似表態，“用標準的經濟學理解不了企業家?！?/p>

在他看來，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人物，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排除了企業家的存在，因其假定未來是確定的，人的偏好、資源稟賦和生產技術都是給定的，每個人無所不知，都有無限的理性。在這樣的世界里，決策就是計算，每個問題都有唯一最優的解，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判斷，因而根本沒有企業家的用武之地。

事實上，自1984年在《讀書》雜志發表第一篇文章《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以來，過去近40年里“企業家”一直是張維迎的研究主題，他的大部分著作及論文里都與之相關。他坦承自己最近幾年才真正徹底明白了什么是企業家精神。有意思的是，他是從 “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來反向定義這個概念的。

他認為：第一、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不是基于數據和計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斷；第二、企業家決策不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第三、企業家不以利潤為唯一目標，企業家有超越利潤的目標。

這也意味著主流經濟學中的外部理論、反壟斷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都需要改寫，產業政策也失去了理論依據。他甚至將其研究結論與主流經濟學之間的背離，比喻為“日心說”和“地心說”的差異。他認為自己構造的以企業家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在解釋經濟增長方面，遠比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有說服力。

從最初“企業家”還是個貶義詞，到如今“企業家精神”寫入中央文件，幾十年間風云變幻。在企業家需要強化信心的當下，他認為首先要營造一個企業家具有自主決策權的大環境，讓大家對未來有穩定的預期。其實企業家本身就是天性更樂觀、意志力更強的一群人，他們有面對困難的勇氣，更不愿意在失敗中收場。

關于信心：企業家天性比較樂觀

《中國企業家》：目前經濟面臨下行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怎么理解信心？有哪些可以讓企業家真正建立起信心的措施？

張維迎：人是生活在一個世界里面的，每天的心態都與這個大環境有關。我有一個比喻：如果你是下午5點出門的話，這時候天還亮著，但你越走天越黑，就越心慌；如果你是早晨5點出門，那時天還是黑的，但你越走天越亮，你心里就不慌。這兩種感覺完全不一樣，對吧？

1980年代大家本身沒太多的牽掛，反正我就是農民，沒有什么可失去的?，F在大家整體上都有點財富積累了，就特別擔心一旦失去了怎么辦？所以焦慮自然就產生了。

我覺得企業家是否有信心與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關系，第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更重要一點，就是整體大環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包括國際形勢的變化等。

《中國企業家》：你剛才講的大部分是外部因素，企業家自己怎么看待這個信心？

張維迎：有些人的精神狀態還與他自己產業面臨的環境有關，比如即使是打仗的時候，做軍火的人也特別樂觀。問題是這是不是代表了整體的常態。企業家本身就是要面對挑戰，但一定是在自主性、可應對的條件下。

企業家很重要就是他的首創性，提出一些別人不會提出的東西，做別人不會做的事，但是一旦他的想法會被他認為沒資格否定他的人輕易否定的時候，那他就不會提了，整個企業的生態就破壞了。

我們老是誤解，以為經濟就是只要有一個環境，誰做都可以。它不是那樣的，未來是需要去想象、去判斷的。企業家跟其他人不一樣，他一定是一個leader，不是一個follower。他不是人家說啥他說啥，他一定想說我認為應該做什么。他的計劃能夠自己制定，失敗了也是自己承擔。

企業家不是只有一個賺錢的目的，他做事也有實現一種自我價值的因素在內，而這要自己說了算的時候才能實現，被動的就實現不了。企業做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對社會有很大貢獻的一些企業家都有超越利潤的目標。

做企業不是蒸饅頭，半小時就熟了，它是一個連續的過程，需要比較穩定的預期。再打個比喻，你去洗熱水澡，脫光衣服進去，抹洗發液的時候自己可以先把水關了，但如果熱水隨時可能變成涼水，那不就感冒了？你還會想去洗嗎？

《中國企業家》：前段時間我們在南方的泉州、寧波等城市做調研的時候，發現當地一些公司還是比較樂觀且實干的。是不是悲觀者可能永遠接近正確，但樂觀者永遠努力前行？

張維迎：企業家本身就是天性比較樂觀的一種人。每個人面臨的情況不一樣，企業一旦做起來，有時候是沒法停下來的，咬著牙都得往前做。你說他是因為責任也好，還是臉面也好，企業家總不愿在失敗中收場。比如俞敏洪就是典型的例子，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沒有這樣的特質，那他早躺平了。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的意志力都很重要。

關于企業家：他們是社會進步的力量

《中國企業家》：有人認為企業家有好有壞，你在書里把企業家放到了一個很極致的地位進行鼓勵。那些損害了股東利益、用戶利益的人該怎么定義呢？或者說企業家精神本身有好壞之分嗎？

張維迎：我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定義企業家這個群體，是對他們在整個社會發展進步中的一個人格化的表述。哪一類人都有好有壞，好人也還有缺陷。我不是分析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分析這個角色。

另一個角度，為什么企業家里會有人坑蒙拐騙、損害消費者利益？你會發現，環境越不確定、局面越不可控，他越容易產生短期套利的行為。實際上法治是有利于市場穩定的，法治昌明，大家就會特別注重聲譽，就不會有坑蒙拐騙。所以當這個現象普遍發生的時候，不要馬上就歸結說是企業家的問題，如果企業家沒有信心，就會有各種短期行為。

《中國企業家》：所以好和壞、成和敗的二分法是不適合理解企業家的？

張維迎：好多企業家都有失敗，失敗之后仍然能夠堅持努力去做成。亨利·福特失敗了兩次，第三次才做起來，而且還經常被人告上法庭。這個社會當中有這樣一種力量，這是最重要的。

《中國企業家》：主流經濟學里其實沒有企業家地位。除了歷史、文化的原因，是有意無意地忽略，還是與市場、價格、資源稟賦這些要素比起來，它不成其為一個變量？

張維迎：人類的體制文化一直在塑造一種保守的形象，包括“創新”這個詞本來含義也是負面的。保守意識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就是人的妒忌心，比如仇富心理；再有就是過往理論對人思維的影響。當你接受正規訓練以后，可能看問題都是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對明顯的事實也熟視無睹。對我自己而言，這也是一個超越和突破吧。這幾年我才覺得真正理解了企業家，原來還是盡量想怎么把它放到經濟學的框架里，但是比較困難，因為經濟學家在構造理論的時候，就沒有企業家的位置。

《中國企業家》：為什么這幾十年來你一直在為企業家這個群體鼓與呼？

張維迎：其實我倒也不是為他們鼓與呼，就是想找到社會進步的這股力量。人類歷史那么漫長，為什么只有這20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靠的是什么？人類為什么走出非洲？弟兄幾個誰先出家門？一定是具有冒險精神的、不甘于平庸的這批人。但是我們正規的理論里面就沒有這部分，管理學、組織行為學，框框里邊每個人一定要有一個角色。我們的學科基本上都在研究遺傳，而不是變異，因為變異是隨機的、不可預測的，而遺傳比較好理解，大家所有的成就都集中在能夠解釋的方面。

對企業家這個群體的理解，不光中國是這樣，世界也是如此。我們的經濟學就是從外邊來的，這種經濟學只注重變量之間的關系，對企業家精神這個難以量化的東西，即使認識到其價值，始終擺脫不了固有的理論誤區。這對于我們潛在經濟發展來說，就是一個陣痛性的改變。

《中國企業家》：上世紀80年代，村里要是出現一個萬元戶，大家的眼神都很崇拜。而現在或許有的年輕人一旦上班不爽，就講老板該掛路燈，你怎么看這種心態的變化？

張維迎：做企業的人，你只有給別人創造價值，給別人帶來工作，才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以我說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真正的聰明人伺候笨蛋的體制。

企業家的污名化，與大眾根深蒂固的觀念、妒忌心有關。我們把人分三種，愛錢的、愛名的、愛權的，事實上，多一點愛錢的人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因為他只有伺候好別人才能賺到錢，干不好市場就會讓他破產的。貨幣的投票是連續的過程，每時每刻都在投票，“金錢永不眠”。從任何一方面來講，市場、企業家、人類的進步，對我們的生活都有影響。

《中國企業家》：你的書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談到了軟知識對企業家價值的影響。很多行業都存在軟知識，在企業家領域的軟知識和其他領域的軟知識有什么不一樣？

張維迎：創造力本身好多是靠軟知識?？茖W家要自圓其說符合邏輯，藝術家要表現得與眾不同，企業家要猜人家怎么才會高興、創造的東西別人會接受，所以對人性的理解、對未來的判斷，敏感性就要特別地強。市場是千變萬化的，消費者的口味隨時在換，這對企業家的挑戰就特別地大。這種直覺、想象力，有時候甚至就是莫名其妙的。而且這部分軟知識是不能傳承硬化的，一旦能夠硬化、復制，那就不是企業家的事了。

《中國企業家》：所以商學院是教不出企業家的？

張維迎：它可以幫助你增加一些知識。軟知識包括聯想的能力、組合的能力，你得有要素才能組合。依賴于學院的知識，那屬于管理問題，95%是可以讓別人干的事。但你懂了再讓別人干，和你不懂讓別人干，還是不一樣的。比如你知道員工可能有貓膩，那他就不敢對你撒謊。這些微妙的東西，很難講，因為我們太多被灌輸的是科學化的知識。包括我自己也是幾十年才走出來，因為你崇拜原來從書本上學到的東西，什么都按照它去理解世界，你很容易陷入理論盲區。

關于企業家精神：不是守攤的心態

《中國企業家》：若干年來企業家精神有什么樣的變遷軌跡？

張維迎：它最本質的東西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人類的這種不甘于現狀、追求成就感、冒險精神等等。

上世紀80年代，沒受過什么教育的農民成了企業家，或者干個體戶，雖然發財了，但普通人都還看不起；90年代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一批體制內的政府官員和科研院所學者下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中國開始有一批優秀的人才往企業界走了；再后來世紀之交互聯網興起，企業界真正達到有才能的人愿意去。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的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

80年代可能更多地需要這種冒險精神，膽大就很重要，因為真的可能被抓起來。那時候賺錢本身不是難事，因為容易看清楚市場嘛，你去香港跑一趟，帶回一包電子表，肯定能賺錢，但是萬一被抓到呢？短缺時代套利的空間很大，后來就越來越依賴于對市場和技術前期的判斷和對未來的想象。馬化騰做微信，不是因為先有客戶提出需要，是自己做出來之后才有那么多人喜歡。這就是企業家的想象力！

《中國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有很多恒定的指標，比如大膽、創新，這些指標是否也隨時代變化有變化？

張維迎：這個東西很難講，就像一個成功人士一樣，有些人邏輯思維不好，形象思維好，他也成功了。同樣是企業家，馬云和馬化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性格，沒有人能給你一個統一的模式，這很微妙。

《中國企業家》：你在《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這本書里面反向定義了企業家精神，為什么要反向定義它？

張維迎：這幾個觀點是我全書的核心：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不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不是只考慮利潤。常規的說法是企業家就會賺錢，追求利潤最大化。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他做的事就是不能條件給定，給定了還要什么企業家??？他就是創造條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所謂不可能是大部分人認為不可能。

決策是沒法用過去計算出來的，因為它依賴的是對未來的想象。包括所謂用大數據來搞計劃經濟，那就完全錯了。如果人類的未來都由過去決定，那人類就死了。

《中國企業家》：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大家好像特別喜歡從歷史里去尋找經驗，來解決當下的問題。

張維迎：這就是遺傳啊，但它給不了變異。一個社會，如果就按老祖宗的法條去做就沒錯，這是守攤的心態，就不是企業家精神了。我們經濟學家搞模型，回歸得出的結論是平均值，變異是異常值(outlier)，是黑天鵝，不在回歸線上。變化是異常值帶來的。如果認為找到平均值就能理解變化，這就完全錯了。所以我就反向來定義企業家精神，是針對主流的概念的，企業家決策與主流經濟學對決策的理解很不同，你用主流的決策模式理解不了企業家決策。

《中國企業家》：一般我們反向定義一件事的時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原來這事太難定義了，還有一種是原來對這個概念的誤解太多了。

張維迎：就是誤解太多。我覺得找到這三個反向定義之后，我對企業家的理解透徹了。我們原來講科學決策，總是理解因為他比我聰明、掌握的數據比我多，或者他這個人膽子更大，對不對？其實這樣你就理解不了企業家精神。

找到了這三個反向定義，自己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覺得像在撓癢，不是號脈，沒有點到穴位上。當我理解了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我覺得才真正理解了企業家精神是什么。否則你給別人講1000遍，他的思維還是改變不了。

關于學說：經濟學界也需要企業家精神

《中國企業家》：經濟學家很少會對另外一個學派的學說進行比較徹底明確的否定，因為大家都在一個圈子里，但是我看你在《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這本書里，對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是不留情面的、決絕的。

張維迎：人類對好多事物的看法、接受的理念，都有一個認知的過程。如果我們沒上學的話，接受的是一些樸素的看事物的方式；上了大學以后，接受的就是一種經過理論化的訓練。經過這種訓練以后，其實我們所有的人戴的都是有色眼鏡。事實一樣，關鍵在于你用什么視角去看它，就像日心說和地心說的差異。

我們主流的經濟學對市場的理解偏差太大，出臺一整套政策以后就會有問題。我也有點痛心疾首。它忽略了企業家精神這個市場當中最重要的因素，只講資源怎么配置。其實資源配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創造力的發揮。而人的創造力是不一樣的，這個社會上有一類人創造力就特別強，我們就是靠最具創造力的人來帶領社會的進步。企業家精神就有這樣一種創造力，讓它充分發揮出來，其他的都自然就形成了。這才是世界上最本質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沒法靠政府的規劃去實現。

我們講企業家精神，潛臺詞就是看人類當中蘊藏的創造力能不能夠發揮出來。古典經濟學則假定說需要多少個盤子、多少個杯子、多少茶葉、每壺應該泡多少，然后他就算去了，他哪里知道有的人喜歡喝濃的、有的人喜歡喝淡的。而企業家做事，就是實實在在用他的創造力去實現，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企業家一邊伺候人，同時也取得成就感，他伺候的人越多，就覺得自己越偉大，簡直就像締造了一個王國。仔細想想，我們真正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機制，這個體制讓每個人的創造力得到發揮，每個人實現自己的抱負，這種抱負再傳導給別人，讓別人也高興。這就是市場的邏輯。如果我們的理論忽略這些東西，都是說有一些可以計算出的結果，這和企業家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中國企業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其實是承認人性的，但他對企業家精神沒有這么明確的表述。

張維迎：這就是學科發展的問題。經濟學后來越來越追求數學化和數據化，不利于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理解。另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本身的一個弱點——致命的自負。不只是企業家才有雄心抱負，學界也有。企業家的雄心抱負就是想辦法讓客戶高興、買他的東西越多他就越賺錢，就越有成就感。學界的雄心抱負就是讓自己的想法改造社會。怎么實現呢？說服有權力的人，讓他去調動資源，比如未來應該發展某個產業。一旦領導人同意了，他的抱負就實現了，然后他就忙另一件事去了，都是有前手沒后手的。

我在書里寫得很明確，企業家哪里是科學決策的，肯定是主觀判斷啊?？茖W決策就是可量化的，多數人是對的，但人類的未來不是這樣計算出來的。最卓越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靠科學決策出來的。我不是說科學決策不重要，我是說對企業家而言，科學決策不是最重要的。關于企業家的決策權，有個例子：李彥宏要模式轉型，但投資人不同意，他就把手機摔了說都不做了，最后還是按他堅持的方向做了。當然，企業家會犯錯誤，但你不需要擔心，因為市場是一個不斷糾錯的機制，它的好處能迫使企業家不斷糾正錯誤。一旦等到別的企業家來糾正你的錯誤，你基本就完蛋了，所以還是盡量自己去糾正。

《中國企業家》：你是如何從傳統學說里走出來的呢？

張維迎：你要假定它（新古典經濟學） 是對的，必須用它的方式去解釋現象，但又覺得很別扭。就好像你穿了一件緊身衣，做什么動作都不舒服。2008年在芝加哥開會，有個評論人點破了這一點，他說我的文章很奧地利學派，我一下子就感覺不一樣了。其實我一直就是這樣，但是我沒意識到。是很多的契機促使了這種轉變。

主流經濟學家號稱是研究市場、捍衛市場的，實際上是扭曲了市場。不是市場失靈了，是市場理論失靈了。就像我給你畫了一幅像沒畫好，然后我說你長得不行。畫和人變成一個了，把批判畫變成批判人了。

人的好多思維也不是一個預定的路徑，有好多偶然的因素，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當你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就容易突破。如果你只是想得到別人的認可，就會扭曲、偽裝你對世界的認識，比如跟隨主流，因為它穩妥。所以我也在呼吁，經濟學界也需要企業家精神。只有這樣你才有突破，否則就只是跟隨者。

我也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實現自己的價值。我原來當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就說，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不是只做合規的事。合規的事情誰都會做，我認為對的事不合規也去做，但是要想辦法把它變成合規，比如創辦EMBA。這就需要一種企業家精神，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中國企業家》：熊彼特的企業家創新理論你怎么看？

張維迎：他是少有的非常偉大的經濟學家，我有好多觀點是吸收他的，但限于我認為符合我理論的部分。他的悲觀其實是在表現一種不滿，擔心有創造力的東西會被消滅。他把創新提到了企業家精神當中唯一的東西，我認為套利和創新都是企業家做的事情，但人類的持續進步要靠創新。

《中國企業家》：套利與創新對企業家的能力要求有什么不一樣？

張維迎：套利和創新對企業家個人的素質要求還是有差別的，套利取決于你的警覺性、敏銳度、膽量甚至賺錢本身的欲望，創新則是做出沒有的東西，更依賴于你的想象力和意志。它的周期更長，更具有不確定性，需要你更有耐心，才能干得很遠。

套利和創新對體制的要求也不一樣。套利是短平快，賺快錢的體制和激勵長期創新的體制完全不一樣。打個比方，洗澡需要對水溫有穩定的預期，但洗手就無所謂。

《中國企業家》：你反向定義企業家精神的時候很多話說得很絕對，比如說不存在市場失靈這種說法。

張維迎：我認為我們經濟學定義的市場失靈是錯誤的，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市場上存在著失調，這才需要企業家不斷去糾正錯誤。市場也會出錯，這是市場本身運行的過程；企業家也會犯錯，人只要有想象力就會犯錯。我們只能用市場本身的糾錯機制，就像人走路一樣，有時候會絆倒。不能因為腿走路會絆倒，就不能用腿來走路。市場失靈理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自己走路，需要被人搬弄你的腿，告訴你怎么邁步。這完全是兩碼事。我反對的是這一種理論。

人一旦相信一種理論，要改變就很難。你找了無數個案例，總能找到一個能證明你自己觀點的，這有意思嗎？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說，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識分子可能相信它，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普通人會愚蠢到相信這些理念。為什么會這樣？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提出過一個概念，“理論導致的盲區”(theory-induced blindness)，意思是：一個人一旦接受了某個理論，并將其作為思考的工具，就很難注意到它的缺陷。任何一個與其相違背的事件出現后，你會基于本能地排斥，找各種理由為原有理論辯解，或將此事件當成特例，或理解為自己掌握的數據不充分等等，但絕不會懷疑理論。

正規的經濟學認為完全靜止的市場最有效，一偏離它就是效率低下、市場失靈，這個思路永遠改變不了。企業家精神本來就是折騰，你活得好是因為你努力，不是因為你壟斷了。馬云馬化騰不努力也都會完蛋，因為總有人不服氣，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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